党的十八大修改的《党章》也将科学发展观纳入其中，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饶传平：从设议院到立宪法——晚清‘Constitution汉译与立宪思潮形成考论，《现代法学》2011年第5期，第24~36页。[36]参见注[6]，王宝平文，第34~46页。

吾但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西国近事汇编》1887年第2册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西报部分描述了明治宪法的起草过程： 所定法律中第一以皇室关系万世继承，故其意尤精密，其词极威严，即使时势变迁有乱臣贼子作奸犯上，而宪法至尊至严，有足以防制之者，诚为不易之规也。[86]参见房德邻：康有为和廖平的一桩学术公案，《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80~93页。故谓后世皆《春秋》之治，诚所谓继周者也。四、康有为将舶来的宪法一词融入中国传统文化 如前所述，在中国宪法学的萌芽时期，康有为有关宪法的表述明显地超越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和报刊。

其中，有关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宪法思想的著作和文章，多集中于一个问题，即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是否提出了立宪法的主张。程洁：康有为宪法思想述评，《法商研究》1999年第2期，第123~128页。[62]参见Karl-Peter Sommermann, Staatsziele und Staatszielbestimmungen, Mohr Siebeck, Tübingen, 1997，S.374. 【期刊名称】《法学论坛》【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3 进入专题： 宪法总纲条款 。

反之，就是国家目标规定。[57]当然，这些权重会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迁而变化。只有当立法明显违反了国家目标、并且没有其他重要的宪法目标对其进行正当化的时候，宪法监督机构才能宣布有问题的规范是违宪的。[3]参见张庆福主编：《宪法学基本理论(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172页。

这首先意味着，既然国家目标规定要求最大程度地实现，那么在目标冲突的时候就不能过分重视某个目标而忽视其他的目标。[61]从现行宪法的修改来看，确实有40%的宪法修正案是针对宪法总纲条款的。

在此意义上，国家目标是宪法所确定的或者所采纳的国家目的。比如基本法第23条第1款第1句规定的参与欧盟发展。(二)审查标准 国家目标规定的规范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具体规范的标准和界限，二是作为立法者的行为要求。[19] (4)国家目标规定与制度性保障(Einrichtungsgarantien)。

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同时，它保护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公共利益。[56]国家目标规定就属于宪法固有限制的一种。[13]学者佐默曼(Karl-Peter Sommermann)将国家目标规定定义为国家权力在法律上有义务追求的一种确定的目标，但公民对此并不享有主观权利(subjektive Rechte)。

[37]如果说条件程式是自由法治国下行政行为的方式，那么目标程式就是社会和生态法治国下国家行为的进路。格贝尔(Carl Friedrich Wilhelm von Gerber)在1852年《论公权利》一书中提出，真正的权利只能是臣民在公法上享有的、法律明确承认的、针对君主和公职人员并且具有起诉可能性的法律地位。

在社会条件和国家目标的实现之间存在一种交互关系，国家要选择实施方式和实施手段来最大程度地实现目标。在此意义上，国家目标规定就是一种目标程式。

卢曼区分了两种规范：条件程式(Konditionalprogramm)和目标程式(Zweckprogramm)或最终程式(Finalprogramm)。所以，国家目标冲突并没有绝对的优先关系。因此，规则代表的是事实和法律上的确定。[1]但是，过去宪法学对总纲条款的研究不多，主要观点认为总纲条款具有纲领性。[6]我国对基本国策的称呼，主要包括计划生育、男女平等、改革开放、保护耕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7]这些基本国策绝大多数都位于宪法总纲部分。郑贤君：《论国家政策入宪与总纲的法律属性》，载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编《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创刊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224页。

对于客观诉讼，必须由法定主体基于法定的条件而提起，个人并无诉讼权能，更遑论放弃，所以是客观的。国家目标规定反映了以危险防御为主要方向的自由法治国向以预防风险为目的的社会和生态法治国的转变。

区分基本权利和国家目标规定是宪法理论和宪法教义学长期发展的结果。如果立法者对行为的要求视而不见，就会导致立法不作为的违宪。

(2)国家目标规定与国家结构性原则(Staatsstrukturprinzipien)。国家目标规定一般只是其核心领域对立法者具有约束力，因为目标范围的具体化是立法者的评估特权。

比如在咸阳中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咸阳市农业机械总公司等企业承债兼并合同案中，[50]法院认为，农机公司系国有公司，根据《宪法》16条规定，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形式，实行民主管理……本案农机公司虽对公司改制及对职工的安置办法召集公司职工代表进行了讨论，但会议并未形成正式的职工代表会议决议，农机公司上报的《职工代表会议决议》未经职工代表签名确认，因此，该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宪法中国家目标的结构越紧密，对政治过程的规制就越严格。[22]此外，制度性保障是维护一种既定的规范和现实状态，而国家目标规定则是指出一种变化的趋势。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已经出现了区分国家目标规定和基本权利的萌芽，比如在陶国强、祝树标等与东莞市国土资源局政府信息公开及行政赔偿纠纷案中，[35]法院认为，陶国强等四人请求确认东莞国土局及其法定代表人刘杰违反我国《宪法》27条第2款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的规定，但该项请求并不属我国《行政诉讼法》2条第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形，原审法院认为该项诉求不属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无不当。

将主观权利从客观法中提取出来的是当时的国家法实证主义。这种效力限于对目标的追求，即国家不能放弃该目标。

因此他才在大多数情况下，概括地使用原则这个词汇来指代规则之外的其他准则的总体。[58] 2.国家目标规定作为立法不作为的合宪性审查标准。

联邦宪法法院在1967年的判决中承认社会国是国家目标。[1]据统计，1982年《宪法》的52条修正案中，针对宪法序言的修正案有9条、针对宪法总纲的修正案有21条，针对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修正案有2条，针对国家机构的修正案有19条，针对国家象征的修正案有1条。

因为客观法性质的根源在于基本权利的原则特征，即基本权利作为一种最优诫命，从而如何让基本权利的效力和行使的可能性最大化就成为国家行为的目标。[12]该定义被多数学者所接受。[5]李惠宗：《宪法要义》，元照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660页。[7]《新中国基本国策知多少》，载《海南人大》2009年第10期。

原则并不会产生一个确定的法律后果，而是为某个决定提供理由。[9]基本法时代最早使用国家目标规定概念的是学者伊普森(Hans Peter Ipsen)，他在1949年11月17日发表的有关德国基本法的演讲中将基本法第20、28条规定的社会法治国条款视为国家目标规定。

履行国家任务也是在直接实现国家目标或国家目的。第17条第2款，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

目标程式仅仅预设了目标，而如何实现目标则留给了解释者。立法不作为 2018年3月11日，我国现行宪法进行了第五次修正，修正后的《宪法》共143条，其中第一章总纲有32条，占到全部宪法条文的22%。